法国版画家古斯塔夫·多雷所绘《睡美人》
三、“睡美人”故事的探源、归类和比较
“睡美人”的故事源远流长而变化繁复，随着格林版和佩罗版这两种最重要的类型相继被译为汉语，不少中国学者对其始末原委也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陆续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学界从民俗学、语源学、人类学、类型学等不同领域着手加以研究的成果。还有学者受此启发，开始在中国民间故事中仔细搜求类似的内容，尝试做中西异同的分析研讨。
对儿童文学深有研究的顾均正撰文推荐过《鹅母亲故事》（《世界童话名著介绍（七）》，载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期），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树林中的睡美人》里的人物原型及其象征意味做过简要的揭示。他提到“学者研究贝洛耳的故事，至今已有好久了，他们从这里寻出了许多古代的民俗的痕迹”，比如法国童话里的神仙们往往“喜欢为不幸的人类的保护者”，《睡美人》中那位满怀恶意的仙女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又说起处心积虑想要吞吃公主母子的太后，这样“怪异的和可怕的分子通常是用Orge或Orgesses（食人精）来代表，这显然是早年野蛮民族所传说的人食人风俗底直接的化身”。他还介绍了西方学者在神话学方面的研究，指出“大半的故事，他们都根据着各自的神话，而发现出一种空想的解释”，“据说睡美人是代表‘冬’，而王子的复醒是代表‘春’”。尽管语焉不详，而且他认为“这些解释也不见得一定可靠”，“小孩子所爱的是故事的本身，而不在乎这种玄理”，但对不少关注民俗学、神话学的学者而言，还是提供了不少有趣的线索。
赵景深的《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扼要地论述了童话的意义、来源、研究派别、系别分类等问题，在第六章《童话的分系》中参照英国学者麦苟劳克（Macculloch）的研究，“按照童话中所反映的初民礼仪、风俗与信仰”，将不同内容的童话分成“初民心理”“图腾信仰”“初民风俗”和“神话解释”四大类，每一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系，合计十二系。在“初民心理”大类中，他列出“复活系”一项，同样从民俗学的视角指出这类作品反映了“初民更信仰人死后可以复活”，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有“最著名的《玫瑰花萼》（一作《睡美人》）”，接着便根据收录在《时谐》中的格林版故事概述其内容。其后不久，赵景深另撰《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在第三章《童话中的初民信仰》里兴致勃勃地接续此前的话题再做阐发，先后拈出“万物精灵论”“变形”“屠龙”“催眠”“拜物教”“复活”“魔术”“禁忌”等论题逐一阐说。轮到“催眠”类故事时，他指出“这一类的故事可以拿格林的《玫瑰花萼》和贝洛尔的《林中睡美人》来做代表”，在格林版外又添上了佩罗版故事；与此相关还议及各种不同催眠方式，其中一项为“纺锤”，他举的例子依然是“《林中的睡美人》和《玫瑰花萼》”。尽管论说稍嫌简略，但因为是从当时还方兴未艾的民俗学的视角来加以考察，仍然能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鲁彦（王鲁彦）翻译了法国学者拉姆贝尔（Charles Lambert）的长篇论文《睡美人和神仙故事》（连载于1926年5月22、24、26、29、31日、6月12日《晨报副刊》），从新的视角对佩罗版故事的源流迁变做了更为细密的追溯。拉姆贝尔认为，“在这篇童话中有两件极不同的东西：一是优美的田园诗；二是含着可憎的题材的真正的悲剧”，由此深入考较，“可以使我们寻出那奇异的传说的原始”。他缕述了北欧神话中屠龙武士栖格夫里（Siegfried）的传说，以及勃艮第王国被匈奴消灭、匈奴王阿提拉（Attila）新婚之夜暴毙等诸多史实，认为“睡美人”故事实际上源自“法兰族（Flanka）的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不断增饰，“将栖格夫里的传说和勃艮第人的不幸及阿提拉的死连合了起来”，做了相应的修改和嫁接。整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明明白白是在描写栖格夫里和睡美人的结婚”，后半部分“就是被匈奴谋杀的勃艮第泥柏隆歌人的传说的历史的蜕化”。随着这个故事在欧洲各地流播，“匈奴（Hunoj）在日耳曼的诗中是和匈加利人（Hungaroj）相混的”，稍后“‘匈加利人’这个名字，在法国变成了Ogre，义为‘食人者’”，在名称上发生了一系列讹变。他最终得出结论，“食人的婆婆（Ogreses）当是匈牙利女人（Hungarino），或即是原始的匈奴女人（Hunino）”，经过数度辗转，通过语源的比较分析推求出了太后的来历。
王鲁彦一鼓作气接连翻译了拉姆贝尔的三篇论文，最终裒辑成《花束》（光华书局，1928年），付梓前特意邀请周作人撰序以作揄扬。对神话、童话和民俗等都很有兴趣的周作人在序中称赏道，“《睡美人》的故事本来是满天飞的，但是第一个把她捉住，将她的花容描在纸上的乃是十七世纪法国的贝洛耳（Ch. Perrault）先生”，认为这篇童话“既可作老老少少娱乐的读物，又可以从女仙，法术，长眠，英雄各节作民俗学的考究，得到极有兴趣的新发见，实在是从前的人所没有见到的”。然而话锋一转，他竟然直截了当地批评“《花束》的著者仿佛也还是气象学派的门徒”，所做的研讨“在我外行的个人看来觉得是不大很对的”。依照他的见解，“正当的解说恐怕要推阑氏”，也就是他一贯推崇的英国人类学家安特路阑（Andrew Lang）。所谓“气象学派”，指的是神话学研究中的言语学派。数年前，周作人在《续神话的辩护》（载1924年4月10日《晨报副镌》，署名“陶然”；后收入《雨天的书》，北新书局，1935年）里就总结过该学派的研究特色，是“将神话中的人名一一推原梵文，强求意义，而悉归诸天象”，但强调经过安特路阑（Andrew Lang）等人类学派学者的攻击，“言语学派的自然现象说已生破绽”。可供参证的是赵景深在《童话概要》第四章《童话研究的派别》里也曾指摘过言语学派“不能自圆其说，个人的解释都有异同”，而竭力表彰“人类学派最后起，也解释得最完满”，与周作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尽管如此，王鲁彦的译介工作并非枉费心力而徒劳无益，仍然为读者展现了另一种童话研究的理路。
梳理各种童话、传说中的关键情节，在此基础上加以系统的分类和比较，是近代西方学界在研究民间故事流传时的新趋势。受此影响，杨成志与钟敬文率先合作翻译了由英国民俗学家哥尔德（Baring-Gould）撰著、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以便中国学者参考借鉴。排列在该书第三十一位的即为“睡美人式（Sleeping Beauty type）”，提纲挈领地从这个故事里提炼出三个要素。从最后一项所说的“许多年后，一王子发觉了伊的酣睡，接吻而叫醒伊”，可知其讨论的对象仅限于格林版故事。
杨成志、钟敬文合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中的“睡美人式（Sleeping Beauty type）”
顾均正的《童话与短篇小说：就小说的观点论童话》（载1928年《文学周报》第六卷），摘译自美国学者Laura F. Kready所著《童话研究》（A Study of Fairy Tales）。虽然并没有全面考察童话的不同类型，但作者特别重视叙述结构的重要性，强调故事“须容易地被分成几段显著的主要情节。事件的演进须有次序，不能在中途插入别的叙述”，可见其研究旨趣其实与类型学大致相仿。文中称许“格列姆的《荆棘中的玫瑰》（Briar Rose）是一个故事构造的模范”，随后将其“分成十个大情节”，包括“洗礼宴”“国王的命令”“玫瑰公主的生日”等等，个别情节下又含有若干枝节，如“洗礼宴”中就另有“小仙人和她们的礼物”“凶恶的小仙人和她的恶咒”两项。作者还总结道，在所有情节中“最高点是王子的苏醒的吻，篱笆之玫瑰花是达最高点的伏笔”，点明了相互间的主次轻重。相较于其他学者，她的分类略嫌冗杂细碎，似尚未达到类型学研究所推崇的以简驭繁的要求。
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翟孟生（R.D.Jameson）在课余时撰著《童话型式表》，经于道源翻译后，在《歌谣周刊》上陆续刊布。其中的“睡美人型”（载《歌谣周刊》第2卷第28期，1936年）同样依据格林版故事，将主要情节归纳为四个要素。其着眼点与其他学者颇有不同，列在第一项的居然是“一只蛙对一对长久渴望着有一个女儿的父母说，他们将生一个公主”，把这个被前人忽略的情节也纳入其中。这或许是因为在西方民俗中，青蛙“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性能，经常被用来消灾祛病”（克里斯蒂娜·霍莉《西方民俗传说辞典》，徐广联等译，黄山书社，1989年）的缘故。由此也不难了解到，在早期的故事类型研究中，不同学者对关键情节的判定和筛选尚缺乏统一的标准。
翟孟生《童话型式表·睡美人型》
正如钟敬文所说的那样，译介西方学界有关故事类型的研究成果，除了帮助读者“略解欧洲民间故事的状态”，更迫切的愿望是期待能够给“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思加以整理和研讨的人”（《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付印题记》）带来必要的指引。他本人身体力行，不仅仿效《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的体例，编纂《中国民谭型式》（载1931年《开展》第10、11期合刊《民俗学专号》），还另撰《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载1928年《民俗》第11、12期合刊），强调《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所列各种情节类型，“其间颇多和中国民间故事相似”。和他志同道合的也不乏其人，赵景深就认为，“我们将各国童话作比较的研究，看他们的异同，实是一件很有兴味的工作”（《童话概要》第二章《童话的转变》），因此对钟敬文的工作相当欣赏，称其“在我国实为研究民间故事型式之发端”，还进一步介绍过其他学者将“雅科布斯的型式来应用到中国民间故事上去”的考察情况（《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英国谭勒研究的结果》，载1928年《民俗》第8期）。
致力于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艺作品的张清水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海龙王的女儿〉自序》（载1929年《民俗》第65期，署名“清水”）里就曾畅想，“如能就世界各国的故事传说，作相互比较的探讨，以了解其于同一母题（motif）之下，怎样运用联合而成为各样不同的故事，怎样因‘时’‘地’‘种族’及‘文化’的关系而变化歧异，这都是颇有趣味的事”。他在《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载1929年《民俗》第75期，署名“清水”）中就专设“《鹅妈妈的故事》与中国民间传说”一节，依据戴望舒的译本，做了初步的考较分析。文中说起《林中睡美人》里仙女挥舞仙杖令皇宫中所有人都随着公主昏睡，认为和中国民间故事《穷女婿》里“穷人以杖叩妻，妻即由死复活，是一样的把戏”；又论及太后要吞吃孙子、孙女时，司事用绵羊等代替的情节，“与我们中国的著名历史传说——‘狸猫换太子’的事，宁有差异？”接着他还围绕《小红帽》《穿靴子的猫》《灰姑娘》《小拇指》等篇，做了类似的比较和阐释。
在着手进行中外故事比较时，张清水坦承，“完全相似的，实不多见，不过其中间有相似之点而已”（《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就其结论而言也显得有些琐碎粗率。然而这样富有趣味的探讨，还是颇能引人入胜的。以其特意标举的“狸猫换太子”为例，其实在此之前，胡适《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连载于1925年《现代评论》第1卷第14、15期）就从各类史料中钩沉索隐，指出“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一个中心的‘母题’（motif）”，如果能追溯其“变迁沿革的步骤”，就可以作为“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尽管并未涉及中西比较的内容，但其研究旨趣与故事类型学可谓不谋而合。
而在此之后，编撰过《童话型式表》的翟孟生又出版了专题论文集《中国民间传说三讲》（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1932。以下引文据田小杭、阎苹中译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三讲《民间故事的形成——中国受迫害皇后的故事》（The Making of a Maerchen:Persecuted Queens in China）在充分汲取胡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深入梳理了“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源流递嬗，“并把它们和西方的一些具有相同内容的典型的异文相联系、相比较”。经过广泛调查后，他确实惊讶地发现，“这一类型的故事有时可以认为是某一童话故事的扩展或续篇”。虽然并没有联系到“睡美人”中的特定情节，但从故事类型切入疏通中外文化，对读者仍然多有启发。到了七十年代末，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编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参照国际通行的AT类型分类法，也明确著录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编号707），经过统一编号归类之后，无疑更便于中外学人围绕这些话题做进一步的研讨和交流。
四、“睡美人”衍生作品的翻译和创作
除了格林版和佩罗版的童话外，在漫长曲折的流传过程中，“睡美人”的故事还不断衍生出其他内容多样、体裁各异的作品。其中一些也同样受到中国译者的青睐，陆续被译成汉语并广为流布。
翻译过格林版《睡美人》（载1923年11月15日《晨报副刊》）的张近芬，此前还翻译过一篇孟代（Catulle Mendès）的小说《睡美人》（载1922年4月2日《晨报副镌》，译者署名“CF”）。这位颓废却唯美的法国作家借助一只会唱歌说话的纺轮，讲述了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彻底颠覆了这个妇孺皆知的童话。在纺轮的回忆中，公主苏醒后，王子急切地想带她离开，面对充满诱惑的未来，公主却心怀焦虑，“我必先估量我离开这里时所留下的是不是更好呢”；经过反复忖度权衡，她毅然拒绝了王子的盛情，因为在梦里早就享受过世间所能提供的一切，“我不想离开我的梦境去享受什么了”；王子只能失落怅惘地离去，“不再有人去惊扰睡美人的安息了”。张近芬先后翻译过不少孟代的作品，最后结集为《纺轮的故事》（北新书局，1924年），在《译者序》中，对作者“阴柔之美的艺术”尤为推崇。这篇经过改头换面的《睡美人》，就很能彰显幽冷奇诡的独特风貌。张氏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由周作人提供，周氏也格外欣赏孟代，认为其宗旨“不是为儿童而是‘为青年男女’（Virginibus Pueisqne）的，这是他的所以别有趣味的地方”（《读〈纺轮的故事〉》，载1923年11月10日《晨报副镌》，署名“槐寿”；又作为附录三收入张译《纺轮的故事》），虽由童话脱化而来，却能另辟新境。赵景深在《研究童话的途径》（载1924年2月11日《文学》第108期）里缕述不同类型的童话，也提到过孟代等人创作的“带着成人的悲哀、童话体的小说”，而在议及“借民间传说加入自己的见解”这类作品时，又再次指出“法国孟代有一篇童话采取《睡美人》的故事，另加入他自己对于恋爱的见解”，可见对这篇小说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CF（张近芬）译孟代《睡美人》
张近芬对“睡美人”的题材似乎特别感兴趣，没过多久又翻译了一首史华伯根据童话改编的儿歌《睡美人》（载1922 年 7 月 11 日《民国日报》）。由于这是专供“儿童熟悉了这故事之后表演的”（译者注），所以化繁为简，仅有“公主罗诗蓓”“王子却鸣”和“恶妖怪”三个角色，其余儿童则“环立成圈”配合演出。儿歌中的恶妖怪直接出场，“他教公主怎样纺那个魔线”，以致“罗诗蓓刺伊小手/在那纺锤上”，倒地不醒后，“有刺的篱笆关住伊”。幸得王子将她解救出来，“罗诗蓓梦中醒转了，/醒转了，醒转了，/罗诗蓓梦中醒了，/王子触伊时”。最终皆大欢喜，“全体两两搀着手，欢喜地走开，新郎新妇在前领着”。近代以来在儿童教育方面日渐重视儿歌的作用，这首儿歌尽管质朴简略，但回环往复，朗朗上口，确实很符合“明白浅显，富有兴趣”，“听起来容易入耳，唱起来容易上口”（冯国华《儿歌底研究》，连载于1923年11月23、27、29日《民国日报》）的要求。
亦声翻译的罗哲尔（Samuel Rogers）《睡美人》（载1923 年《侨务》第81期）则是英国诗史上赫赫有名的佳作，曾被帕尔格雷夫（F.T. Palgrave）选入《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 of the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诗中写道，“春睡悠悠，梦里天上游。/虽是笑眼闭了，/但笑意徘徊，犹留唇际。/看樱桃破也，吐出一声叹息”，置身其间，揣想着公主酣睡时的一颦一笑，逗人浮想联翩。没过多久，这首《睡美人》又出现了吟薇的另一种译本（载1923年12月14日《京报》），上引这几句被译作“睡下去吧，好梦着天国！/你的笑眼虽是紧闭，/你玫瑰的唇依旧带着微笑动着，/更呼吸出甜美的叹息”。两家译本各有侧重：亦声更注意文辞表达的雅致，将原作中的“the rosy lips”译为“樱桃”，令人联想起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口动樱桃破”、李煜《一斛珠》“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等名句；而吟薇则注重内容传达的信实，将原诗里的“breathe delicious sighs”译作“呼吸出甜美的叹息”，补足了亦声译文中的疏漏。
亦声译罗哲尔《睡美人》
在英语诗史上不乏以“睡美人”为题材的名篇杰作，由YW翻译的《睡美人》（载1925 年2月25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2号），是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组诗《白日梦》（The Day-Dream）中的一篇。当年的读者对这位英国桂冠诗人并不陌生，孙俍工在编译《世界文学家列传》（中华书局，1925年）时，就介绍过这位“近代英吉利称为维多利亚朝之光荣的诗人”，稍后在编纂《文艺辞典》（民智书局，1928年）也将其作为词条收入，并将这首《睡美人》郑重推荐给读者。诗中着力刻画公主沉睡时静谧的情态，渲染出神秘幽邃的气氛，“这绣着碎星的轻柔的丝被，/无力地依着她娇软的肢体，/塑成她的外形，在她那丰美，/漆黑的向下拂绕的鬈发里，/轻轻连着的双臂向外闪映，/手钏上面镶着明亮的钻石；/她永恒的美，好像给与生命，/赐爱情于静寂，光明于白日”，透露出似有若无的惆怅和感伤。时人评述丁尼生的诗“描写精美”，“有许多句子，如同绘画一样，活影出一个真的景色来”（欧阳兰编译《英国文学史》第十章《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部，1927年），见微知著，从这首诗里也隐约可见。
YW译丁尼生《睡美人》
张亚雄翻译的《睡公主》（连载于1947年7月2、9日《甘肃民国日报》），是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张氏称作“朱科夫斯基”或“助科夫斯基”）创作的一首童话诗，“故事曲折有趣，滋味清脆醇美”（张亚雄《我的俄文习题·师徒童话诗试译》，载1947年7月26日《甘肃民国日报》）。张氏当时正热衷于搜集、研究甘肃一带流行的民歌“花儿”，又认为茹科夫斯基等人的童话诗，“以诗歌体来叙述民间流传故事，不脱离民歌的本色”（《花儿集》增订版下编《音乐民间化与民歌》，甘肃民国日报社，1948年），所以译文特意使用了民歌的独特体式。诗中受邀赴宴的女巫对公主有过一段赞颂：“你将来富贵荣昌，你将来艳丽无双，你将来贞静贤良。我的小宝宝呀！给你找个美貌的才郎！你过着快乐日子，同你的闺友和爹娘。”仿效民歌的音律节奏，脱口而出，声口毕肖，充满了浑朴活泼的气息。
适夷（楼适夷）翻译的《睡美人》（收入楼译《灰姑娘》，开明书店，1935年），是鲁意司·勃理格斯（Louise Briggs）参酌格林版童话创作的一部三幕六场儿童剧。就情节设置和人物调配而言，剧本考虑得更加细致周全。童话里众仙女只在公主洗礼日时出场，后文缺少相关的照应。剧本除了在第一幕依次交代美丽、富有、健康、智慧、慈悲、恶愿、生命等女神对公主所做的祝福或诅咒外，还让恶愿女神在公主十七岁生日时直接化身为织布的老妇，诱使公主“坐上织机，刺了手指”（第二幕第二场）；待公主昏睡后，其余女神又一起出场，齐声祈愿“百年快快地过去吧，欢乐的日子快来到；共看皇子和公主，和爱充满在心房”（第二幕第三场）；百年之后，王子准备在森林中开辟道路直入皇宫，恶愿女神再次出场加以阻挠，“愚人啊！砍吧，砍吧！把你的力用完了，也是无用”，好在生命女神及时现身给予鼓励，“亲爱的王子，你好好儿砍吧，换了这一把斧头，你便可胜利了”（第三幕第一场）；等到众人苏醒后，生命女神再次出来提议，“把诞辰改作婚宴，给这幸福的一对儿祝福吧”（第三幕第二场）。为了消解童话里略嫌阴郁压抑的气氛，剧本中还穿插了不少幽默风趣的对话。当生命女神将恶愿女神的诅咒减轻为“睡一百年的觉”时，国王忍不住脱口而出，“唉——啊！像这样的帮助我们么？我们可等不及她醒来了”，接着又垂头丧气说，“唉，吃了中饭后打一忽盹，我倒也很欢喜，可是睡一百年，这实在太多了”（第一幕）。当生命女神催促着赶紧举行婚宴时，国王本来还有些迟疑不决，“我不认识这青年人，等一等，让我考量一下吧，考量一下——”，王后却迫不及待地嚷嚷道，“啊，不，不！立刻答应了吧。你想，人家找一个姑娘好容易，她的年纪不是已有一百十七岁了么？”（第三幕第二场）。这些插科打诨般的细节使剧本变得更为轻松欢快，无疑能使小读者们“得到大大的欢悦”（《译者小引》）。
适夷译鲁意司·勃理格斯《睡美人》
中国历来缺少儿童题材的戏剧作品，周作人在《儿童剧》（载1923年3月8日《晨报副镌》，署名“作人”）里回想儿时的经历，就慨叹“我不记得有‘童话的戏剧化’”，因而建议“理想的儿童剧固在儿童的自编自演，但一二参考引导的书也不可少”。除了楼适夷翻译的《睡美人》可供儿童直接排练，堪称“参考引导的书”之外，马云鹏所译Margaret A. Doheny的儿童剧《睡美人》（连载于1935年《英语周刊》新第147-149期，译者署名“Y.P.Ma”）也体现了同样的功用。马氏当时正任职于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所以译本采用中英对照的形式，让孩子们在排演的同时也可以顺带研习英语。剧本构想的情节较为简略，可舞台说明却相当细致，比如在生日宴上会细心提示演员们的走位，“王后挽着王的臂，其余的人跟着他们，众仙人围绕摇篮站立着”；当宫中众人入睡时则详细注明，“宫的四周便长起有荆棘的篱笆，篱笆用几个小孩子扮着，站在那些睡熟的人们的四周。他们把手高举在头顶，把手指骈列起来，做荆棘的刺”；等王子上场时又耐心提醒道，“绕着篱笆走，用他的刀斩去荆棘的刺”。凡此种种不厌其烦的指导，都可知这个剧本不仅可供案头研读，更便于在舞台上直接搬演。
马云鹏译多亨尼《睡美人》
由于大量“睡美人”童话以及相关题材的作品相继被译成汉语，一些中国作者的灵感也被纷纷触动，开始尝试将这个故事中的片段融入自己的创作。一真女士的《公主和鹦鹉》（载1923年《儿童世界》第7卷第8期），别出心裁地借鉴了童话里的部分情节而加以再度生发。故事讲述国王夫妇好不容易生下女儿，却有一位老人跑来告诫他们：“必须将你们的女儿好生看守到十六岁。不然，她要飞去的。”为了防患于未然，国王下令将公主关在皇宫地底严加看管。直到公主十六岁时，国王大摆宴席，“特请一班看守公主的仆役，慰谢他们。看守过公主的一班仆役都被邀请到席，只上班的两个不曾请”。没想到那两名仆役擅自走开，令好奇的公主误入国王的书房，无意间发现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着一个又美丽又清秀的少年”。一直被禁锢在房间里的公主“愈看愈爱他”，“站着看了半天，看得几乎发痴了”。随后公主将笼中的鹦鹉解救出来，同病相怜的鹦鹉背着她飞出王宫，找到了画上的那位王子。在王子和公主举行婚礼时，公主的父母也赶来贺喜，最终得以骨肉团聚。整个故事从“睡美人”童话和汤显祖《牡丹亭》中分别采摭了若干情节，再加以适当的剪裁拼接，尽管内容略显单薄稚拙，却呈现出古今中外杂糅交融的奇异效果。
一真女士《公主和鹦鹉》
即便是一些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非文学类作品，也非常善于依傍“睡美人”的知名度。月祺（胡伯恳）《怎样研究科学》（载1936年4月4日《申报》）是一篇科学小品，为了说明“只要教导得法，科学不但富有趣味，而且具有为儿童的天性所喜的童话中的美丽的仙境”，作者特意举《林中睡美人》作为参照，来说明水流冰冻的现象。文中说道，“水是世上非常忙碌非常活动的东西”，在冬天却仿佛“都中了‘冰冻仙人’的魔法”而“变得完全静止不动”；然而只要阳光照临大地，冰块就会解冻，“有如王子的甘美的接吻苏醒了公主”。借助这个“儿童爱听”的童话，饶有趣味地展现奇妙的自然现象，确实能激发起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求知的欲望”。胡伯恳在此前后编译过不少童话，还翻译过马克·吐温的儿童小说《汤姆莎耶》（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译文连载于1931-1932年《中学生》第11-22期，结集后由开明书店于1932年出版），对孩子们的日常阅读情况相当熟悉，所以才能信手拈来，将“睡美人”移植到文中。
无独有偶，圣泉（陆蠡）的《睡美人睡了多久？》（载1939 年《科学趣味》第1卷第5期）也同样从这个童话入手，探讨了一个更为抽象深奥的物理学话题——“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作者首先演绎了公主苏醒后和王子之间的一番对话，她自以为“睡了极短极短的时间”，因为“我做了一个极短极短的梦，梦见你来了。醒来时你便来了”，王子听了却顿感迷惑，自己“从远迢迢的国度，奔赶到这里来的时候，途上经过多少朝暮啊！”“当他幼年时候听到祖母口里叙述的睡美人的故事，等到长大了能够冒险，这中间经过多少岁月啊！而且这故事，又是祖母的祖母传述的，又是祖母的祖母的祖母传述的，这期间经过多少年代啊！”阅读童话时人们未必都能察觉到的问题，立刻变得尖锐起来。作者由此逐层剖析，娓娓道来，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天文学领域的新发现，要言不烦地得出结论，“两人都说得对，谁都没有说谎，因为他们属于两个国度（宇宙），这两个国度（宇宙）的时间是不同的”，总而言之，“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陆蠡本是自成一格、富有诗意的散文家，先后有《海星》（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竹刀》（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囚绿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等多部散文集行世，同时又非常喜爱钻研天文、物理，“书橱乃是一架一架自然科学的书籍；数理有根基”（刘西渭《陆蠡的散文》，载1947年4月4日《大公报》）。这篇文辞考究又深入浅出的科学小品，恰好展现了他兼综文理的特长。
圣泉（陆蠡）《睡美人睡了多久？》
五、从“睡狮”到“睡美人”
1914年12月，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心忧国事，提笔写下了一首《睡美人歌》。没过多久，他参加在哥伦布城举行的世界学生总会年会，期间应邀赴宴，午宴结束后安排了即席演讲，“题为‘The Influence of the U.S.A in China’。余至席上始知此题”。仓促之际他想起自己刚脱稿不久的那首诗作，于是“略一构思，即以睡美人喻中国，中论中美关系，以邓耐生诗作结”。胡适对这次即兴演讲极为自得，以为“首尾完具，俨然佳文，几欲自许为‘席后演说之专门家矣’”（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1915年1月4日追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所以在次年3月，意犹未尽的他在日记里又追忆起此事：说起“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随即撮要概述了这个“欧洲古代神话”的内容，接着又摘录“英诗人邓耐生咏其事”的诗篇——也就是丁尼生组诗《白日梦》尾声中的片段，以为“此诗句句切中吾国史事”；进而强调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吾故曰睡狮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也”。日记最后以那首《睡美人歌》作结，细按诗中内容，开篇便不遗余力地称颂美人，“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原本风姿绰约，顾盼生辉；没想到百年梦醒之后时移世易，以致“一一与世戾”，“出门受讪刺”；于是诗人寄希望于美人身边的侍女抓紧时间四处采办各种服饰，“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令其再度容光焕发；最后众人翩翩起舞，齐声祝愿“主君寿百岁”。胡适并非浮泛地题咏童话故事，而是在“睡美人”的形象中寄寓深意，“以祝吾祖国之前途”（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1915年3月15日）。
胡适提到的“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云云，其实完全是郢书燕说式的不实之词。经过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单正平、石川祯浩、杨瑞松、施爱东等大批中外学人的追溯考证，可知“睡狮”形象最初是由梁启超假托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再糅合了王学廉译《如后患何》及所附严复按语之后杜撰而成的；稍后经由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狮子吼》、高天梅等创办《醒狮》等诸多著作、报刊的推波助澜，日渐扩散其影响范围；经过数度辗转，其发明权又牵强附会地被先后归入俾斯麦、拿破仑等西方权威政治人物的名下。尽管胡适对“睡狮”的真实来源未做深究，不免以讹传讹，但他反对“以睡狮譬中国”，转而主张用“睡美人”来比况，倒确实是深悉这两个不同形象内涵的知言之论。
由梁启超移花接木建构起来的“睡狮”徒有其名，实际上是“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需用机关暗中操纵，可是“其机废置已久，既就锈蚀，而又有他物梗之”（《动物谈》，载1899年《清议报》第13册，署名“哀时客”），早已行将朽烂垮塌。以其喻指中国时，梁启超也毫不容情，直言英国“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维新之望几绝，鱼烂之形久成，朽木粪墙，终难扶掖”（《瓜分危言》，连载于1899年《清议报》第15、16、17、23册，引文见第二节《英国未能深知中国之内情》），显而易见视其为无法挣脱灭亡命运的反面形象，用以批判时政，警示国人，并没有任何称颂褒扬的意味。
哀时客（梁启超）《瓜分危言》
哀时客（梁启超）《瓜分危言》
让梁启超始料未及的是，在此后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历史语境中，“睡狮”形象却发生奇异的转向，日渐成为强化国族认同的重要象征符号。胡适称“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确实毫不夸张。而伴随着“黄祸论”（Yellow Peril）在清末民初的广泛流传，瞢腾昏沉的“睡狮”更是迅速演化为睥睨百兽的“醒狮”，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标榜“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问笔《醒狮还是睡狮？》，载1935年《论语》第59期）的宗旨。在如此强硬凌厉的语气背后，彰显出“‘苏醒后’之中国，必定具有威胁甚至攻击西方的能力”，并由此呈现“中西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彼此激烈的斗争竞存关系”（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第四章《睡狮将醒？：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论述中的“睡”与“狮”意象》，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胡适拒斥“睡狮之喻”，强调中国未来对世界的贡献“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显然已经隐隐感受到了“睡狮”背后所潜伏的极端偏执的暴力因素。
反对“睡狮之喻”的，其实并不只有胡适一人。朱执信在《睡的人醒了》（连载于1919年6月28-30日、7月1-3日《民国日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睡狮”说和“黄祸”论殊途同归，都是用来恐吓别人的，“中国人向来怕惯人了，忽然听见人家怕起他来，便高兴得了不得，睡梦里也想着做狮子”。他对此冷眼旁观，认为“醒了，这是最好没有的事。不过为什么醒了不去做人，却去做狮子？”接着言辞犀利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人生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一个民族生存下去，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一个国家建立起来，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当野蛮的时代，或者有时学过狮子的办法，到了开化以后，改变过来，便不能拿他当狮子看待”。鲁迅在《黄祸》（载1933年10月20日《申报》，署名“尤刚”；后收入《准风月谈》，联华书局，1936年）中也敏锐地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甚嚣尘上的“黄祸”论，“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究其原委，原本出于对黄种人故意妖魔化的歪曲想象，没想到“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显然自我陶醉在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臆想之中。
同样沉睡了百年之久，童话里的公主醒来后与王子相亲相爱，呈现出一派柔美和谐的景象，和“睡狮”醒来后“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陈天华《猛回头》，收入《陈天华集》，民智书局，1928年）所营造出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截然不同。倘若用来比拟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童话里的结局正如朱执信《睡的人醒了》所提倡的那样，“我爱我的国家，也愿意别国的人爱我的国家，我也可以爱他的国家，像他爱我一样。这个相爱的精神，就是国家间的人道主义，这是醒了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比着说睡狮醒了强多了”。由此着眼，或许就能约略体会到胡适强调“睡狮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的用意所在。
这首《睡美人歌》，稍后被胡适摘录进《藏晖室札记》里公之于众（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群益书社，1918年），完整的日记又以《藏晖室札记》（亚东图书馆，1939年）、《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名义多次印行。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睡美人”故事，甚至包括令胡适激赏不已的“英诗人邓耐生咏其事”在内的各种衍生作品，也都陆续有了汉译本。人们得以从容涵咏“睡美人”的寓意，也慢慢开始认同并接纳胡适的意见。曾杰在《大道建国与实力御侮》（中华书局，1933年）里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或被称作“睡狮”，或被视为“睡猪”，相形之下，他觉得胡适“承认中国是一个睡的美人”才更近乎事实。因为“肯任人宰割的，自然是睡猪。以其武力鱼肉他人的，自然是睡狮”，所代表的都不能算是正确的建国之道，唯有“美人是代表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这个“睡着的文明”唤醒。至于鲍石溪在《中国科学家组织起来》（载1946年1月22日《申报》）里因中国科学界“不能振作，不能专心，不能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而痛心不已，由此高呼“东亚的‘睡美人’哟，醒来！”不久又在《新女性的“再出发”》（载1946年2月21日《申报》）中呼吁新女性独立自主，直斥“东方的‘弱不经风’‘可掌上舞’的‘睡美人’啊，起来！”都将“睡美人”作为软弱无能的象征，看似不无微词，然而仔细推想起来，这不恰好说明“睡美人”的比喻早就已经渐入人心了吗？由此不妨再稍稍回味一下，始终抱持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巴金，会在《春》里安排身为新女性的琴给从小思想遭受禁锢、最终又因病早夭的海臣讲述“一个睡美人底故事”，或许并不是随意为之的闲笔吧。
胡适《藏晖室札记》中摘录的《睡美人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