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联社)——三年前，当香港政府实际上迫使汉娜·黄(Hannah Wong)破产时，她哭了。在香港最后几家愿意公开批评政府的新闻媒体中，许多人将它们的终结视为旧香港一去不复返的迹象。
如今，这位35岁的化妆师说，她已经不再每天看新闻，而是大幅减少新闻的摄入量，以保护自己免受绝望的伤害。
在这个自治的中国城市，有民主倾向的记者、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被席卷了四年，但很多人都不看新闻。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迹象，在这个曾经充斥着谈话的城市，从早上在熙熙攘攘的点心餐馆里的报纸对话，到全天在社交媒体上的热烈辩论，再到晚上在餐桌上的讨论。
王菲说，看新闻标题太难了，但不看新闻会让她感觉更疏离。“人们失去了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
自北京在2020年实施禁令以来，新闻自由已经缩小。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在180个地区中排名第135位，低于2021年的第80位。
这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第一次。这名法官说，他们的网站在香港大选期间成为抹黑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工具。
香港政府在判决后表示，当记者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报道时，就没有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新闻与传播学教授李宗衡(Francis Lee)说，香港的政治是导致人们回避新闻的一个因素。
在2023年初，李的团队在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约有40%的香港粤语成年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有时想避免有关香港不断变化的社会或政治环境的新闻。
李显龙说，不信任政府的人更有可能不看新闻，比如倾向于负面看待香港最近变化的民主支持者。他说，当人们认为媒体无法发挥作用时，他们也更倾向于避开新闻。
像Wong这样的居民说，剩下的媒体现在在很大程度上附和政府的说法。
这位34岁的摄影师说，她想避开官员们的“闹剧”，因为这让她感到愤怒和无助。
她说:“你是每天都看新闻，还是10天后再看新闻都无所谓，因为你既没有选择，也没有发言权。”
越来越多的公众外出，意味着这座城市剩余的公民社会发现，扩大他们工作的影响更具挑战性。
在利伯研究社区(Liber research Community)对香港的土地和发展问题进行独立研究的陈金清(Chan Kim-ching)说，该组织的工作过去常常引发公众讨论，一旦成为头条新闻，这些讨论可能会持续两三天。在餐馆式的茶餐厅里，陈会听到人们谈论它。面对压力的政府可能会做出回应。
但今年，即使该组织登上了头版，社交媒体在几个小时内就转移到了其他话题上。
他说，虽然这对他的团队的影响并不严重，但他们觉得，在试图让公众参与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时，他们“付出了两倍的努力，但效果只有一半”。
他补充说，当报道动物权利等话题时，人们仍然会谈论他们的报道。
朱利安·吴说，改变现状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根据安全法，他再也不敢在网上分享新闻报道或评论。在经历了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挑战性岁月后，他优先考虑了自己的个人目标。
“事实证明，这种生活方式相当幸福，”他说。
但即使政治讨论悄无声息，许多人也表示，这不应该被误认为是冷漠。
黄女士注意到了立场新闻煽动案的判决，尽管这让她觉得“连0.001%的希望都没有”，因为让她为香港感到骄傲的品质已经失去了。
其他人仍在努力让他们活下去。资深记者凯瑟琳·陈(Catherine Chan)于2022年与人共同创立了专注于法庭报道的新媒体The Witness。
陈说，人们可能不想每天都看新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为了迎合这些读者，陈的团队制作了每周更新的播客和长期试验的总结。
她说还有人需要法庭消息。她说，他们报告的价值不仅在于现在可以阅读，还在于它们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案例记录。
“如果值得一做，我就会去做，即使只有一个人在看，”她说。